“自我地形学”孙尧画展于2010年12月04日至2011年01月02日在其他画廊.上海空间展出。展出了艺术家孙尧在2010年创作的新作。
　　画家孙尧的个展题目“自我地形学”影射了风景与身份之间的共生关系。地理在历史上被认为是无染的、客观的，并且超越了文化的界限。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我们出生于文化，而非自然之中。然而，这是一个误区：不仅是因为地域与我们的自觉意识紧密相连，而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环境，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座城市都能通过其居民而超越其地理界限，因为这些居民能够将这个地方的某一个方面带入世界的广阔区域。例如，一个西班牙的葡萄酒商或者一个纽约的商人都在某些方面代表了各自的文化和地域，即便一个来自乡村，而另一个来自城市。因此，当他们走出国门的时候他们就会附带着，并且打开这种社会性的包袱。当然，这一点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文化和地域往往判然有别，而非合二为一，例如，区域性受到了通讯与电脑科技(例如互联网)的影响而不断变化。
 
　　随着全球化的出现，不同的地域和文化都变得越来越近在咫尺，新文化的结构正在不断变化，就像后现代的自我状态那样，既是确定的、本质的或者固定的，但也是流动的、易变的和开放的。“自我地形学”这个展览不仅是对自我和场所之间的共生关系的探索，而且也探索了个人与集体的联系，以及二者与其环境的分离。通过崇高、自我的偶然性等多种概念，此次展览告诉我们，自然绝不是天然的。

　　孙尧的绘画强调，我们身在其中的这个世界与我们的心理有着内在的联系，就像某些风景画家那样。例如，德国浪漫主义艺术家弗雷德里希(Casper David Friedrich)就在自己的作品中赋予了自然一种崇高感，尽管还带有一些形而上的意味。在他之后的英国画家透纳(J.W.M. Turner)对崇高感有着另一种理解，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感觉。弗里德里希将崇高表现为超验的延伸和显现，而透纳则将其解读为道德绝对性的延伸。但不管怎样，二者对于崇高性的看法都可以追溯到哲学家伯克(Edmund Burke)那里。在《关于我们的崇高和美的观念起源的哲学研究》(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1756)一书中，伯克提出，崇高和美是彼此排斥的，但又矛盾地联系着。伯克认为，崇高是对于自然美的敬畏，也是对于自然不可控的暴力的恐惧，在自然之中的人只能任其摆布。

　　也就是说崇高具有两种性质，一方面是指宏伟庄严，另一方面包含了恐惧，这种特征体现在一切可怖的天灾之中，尽管具有毁灭性的自然灾害令我们感到惋惜和失望，但是我们也会被那些表现毁灭和灾难的图像所吸引。在YouTube上有很多关于海啸、火山爆发、暴风雨、地震等自然灾害的视频，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自然的那种恐怖的毁灭力，人脑既反感又着迷。在面对自然带来的大量死亡的时候，那种表面的、普遍的应对办法是将其解释为“神的行为”。也就是说，自然的残忍暴力带来的生灵涂炭是如此的深奥费解，因此只能将其归于神意。伯克争辩道，我们之所以不愿意看灾难的图像并不是因为我们对生灵涂炭有一种病态的心理，或者麻木不仁，而是说崇高对我们的反感和吸引的二重性类似于人类的审美本能，对于美好事物的认识内在于人的意识之中，这也令我们很难将视线从自然的暴力上移开。这一点对于理解弗里德里希和透纳作品中的崇高感而言至关重要，也是理解孙尧的艺术为什么如此令人心驰神往的关键所在。
     　孙尧的作品有力而富有诗意，这种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利用了风景传统，并赋予其新的形式。如果将弗里德里希的《海边僧人》(The Monk by the Sea ，1808-1810)和孙尧的《密林 No.15》 (2010)并置起来的时候就会明显看出这一点。后者是《密林》的一部分，大体是关于植物与人体结合的各种解读，这幅作品既让人联想到了水，也联想到了陆地。之所以能达到这种效果在于孙尧对颜色的处理和对于明暗法的精妙运用：在他的作品上，以及在图画的空间中，颜色回旋流动，并且像无序的蔓藤花纹那样“爆发”。他通过薄厚的丰富变化营造了丰富的绘画性。另外，孙尧的作品总是带着一种壮观，这也创造了一种类似于《海边僧人》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