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方城县一位老太太，在她晚年的一天，突然拿起画笔，创作出了百余幅画，其率性而为、真实朴拙的风格勾起了都市人的乡愁。人们惊叹于她的天赋，称她为“中国农村的梵高”。 

　　奇迹总是相似的，重庆也有这样一位“梵高奶奶”———她60多岁，仅读过小学，未曾接受任何艺术训练，但突然在花甲之年萌生艺术理想，借助300元的切割机与27元一袋的水泥，她创作出一系列雕塑作品，令专业的艺术家震惊，并高呼这才是“后现代”！ 

　　她，就是自称为“丑女子”的黔江区太极乡62岁农民邬良英。2月14日，邬良英的个展将在北碚静观“美丽乡村嘉年华”开展。近百幅画作、70多个雕塑将首次离开生存多年的农家院坝对外展示。展览由知名雕塑家刘景活发起，他把发现邬良英称为“2010年最大的收获之一”。 

　　对于读者来说，这可称得上一次“传奇”。对圈内的艺术家而言，这是个足以写成论文的艺术课题，它关乎社会学与美术学，关于心灵与思考，“不仅是奇人奇事那么简单。” 

　　“我觉得我也该留下些什么” 

　　“一位60几岁的老太太，在电视上看到卢浮宫，两年时间创作了70多件雕塑！之霸道！”这几天，刘景活逢人便说，他遇到了“奇迹”。 

　　而就在一个月前，连他自己都觉得这故事太玄，非得亲眼目睹才是。“听说这个消息后，心里觉得好奇，但有些怀疑，忍不住去了黔江。”刘景活说，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事先并没有与邬良英取得联系，在经历几个小时的火车、汽车、摩的的轮番折磨后，他终于到达了太极乡廘子村。 

　　那时天色已晚，朦胧中，刘景活看见两排人在邬良英家门前的小径上“夹道欢迎”，仔细一看，才发现，他们都是做成雕塑的“大人物”：行军礼的雷峰、神情严肃的江姐、坐在马背上的花木兰……“一点没有夸张，那一刻，我被震撼了，我记得，雕塑背后全是菜地，江姐脚下还有只未上色的公鸡。” 

　　再往面前的门板上望，他顿然哑口无语———五六十幅画作密密麻麻地贴成了一片，有素描、水粉画、蜡笔画，有杜甫、李白、屈原…… 

　　“我要为她举办展览，哪怕只有一次。”刘景活当即在心里许诺。他说，“邬良英给了我们太多的启示。” 

　　据邬良英回忆，2007年，她在看完一档美术电视节目后，突发奇想地找来孙子的彩色笔和美术本，用两个小时时间画了一幅《母爱》。不久后，这幅画得到一位来访者的肯定，她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第二年，在电视上，邬良英意外瞥见了镜头中的卢浮宫，60多岁的她如梦初醒，兴奋得整夜都没回过神来，“卢浮宫为什么这么多年还这么好看，现在我们的条件这么好，我觉得我也应该留下些什么？”她当即决定，要将自己的画做成立体的雕塑。 

　　第二天，她拿了300元买来一台小型切割机，走了1公里的路，从山上背回一块两头翘的石头，花费4个通宵，完成了她生命中第一件雕塑作品：一只彩色的大公鸡。 

　　此后的日子，她开始没日没夜地作画与雕刻。白天家务、农活一干完，她就会投入到自己的艺术世界中。闲言冷语袭来，为给自己打气，她在梁柱上写下“对联”：“千辛万苦雕雕塑，丑女子遭人嫌也见光阴。” 

　　没有任何基础，她在摸索中创造自己的艺术方式：石头太重，就改用水泥与石灰粉混合的方法；没有做眼睛的材料，就到市场买5角一颗的玻璃球；家里光线暗，就左手拿电筒右手拿刻刀；手磨出血了，就在里面戴一双布手套，外面加两双胶手套…… 

　　在一篇日记的末尾，她记录了这种狂热的艺术激情对生活的改变，“没钱买画纸和颜料，有时亲戚给我点钱，我就去买画纸，丈夫的脸就拉得两尺长，不吵架才怪。” 

　　刘景活临走时，邬良英送给他一幅素描，那是他正在打电话的样子。“昨晚我凭记忆画的，画得不好，还差两颗痣呢。”邬良英不好意思地解释。 

　　刘景活则拿起相机一阵猛拍，“神似！神似！” 

　　一拳打晕学院派 

　　回来之后，刘景活开始思考展览事宜。为了保持作品的乡土气息，他将展览地点选在北碚静观一片开放式的田野里。并根据作品内容，将展览分为英雄、田园、世界，等几个部分，雕塑、绘画同时展示。展览名为《花开花落》。 

　　几周后，当一辆运货的大卡车驶到邬良英家门口时，邬良英还以为在做梦。村里人都好奇地围过来，看这些平日司空见惯的雕塑如何被城里人当成宝贝一样搬上搬下。一些热心人开始搭手帮忙，一些人掏出手机，为驻留两年的雕塑留影。 

　　1月23日，基础布展基本完成。闻讯而来的川美教授、记者、当地游客与居民成为第一批参观者。大门打开的那一霎那，邬良英第一次以艺术家的身份，被一群陌生人围在中间。 

　　散落在草丛、墙角、庭院里的雕塑与绘画接受了前所未有的欣赏与评价。人们折服于这位乡土艺术家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连她的局限———也因此显得可爱。 

　　她迷恋英雄，却未看到过他们，于是，刘胡兰的脖子和王昭君的额头上都长了颗红星，雷锋的帽子上是桃花，胡汉钊身上穿着“一人杀敌二十三”字样的衣服，江姐背后是“永不忘历史给我们的幸福”的警句…… 

　　她关注社会，作品中不但有当今流行的混血儿，更有30年代的封面女郎、古代议事的朝廷官员。 

　　她热爱大自然，却有人笑称，她的部分动物像潘多拉星球上的不明生物———比如，大象像猪、老虎像猫。 

　　“我没有见过真正的老虎，他们说老虎像猫，我就照着猫雕塑，我也没有见过大象，人家说，象象象，鼻子割了跟猪一样。我就雕了个猪，再把鼻子加起……”她站在作品前向大家解释，沉默半响，又道，“后来看了电视，觉得差别也不大，老虎头上应是个王字，大象的鼻子还要再长一点。” 

　　周围的人一阵会心地笑，他们全不在乎作品真实与否，“其实，这一点也不重要。”一位游人大声接上一句。 

　　而艺术家看到的，则是一种专业上的可能。 

　　川美教授张强在一幅画着猫的作品面前站了许久，不断问一旁的邬良英，这幅画你是用什么笔画的，涂的什么颜料？怎么镶框的？ 

　　“这还不简单，先画在画布上，再在上面加上个塑料薄膜撒！”邬良英有些得意地说，“我家缺纸，随便找的。” 

　　张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正好找到了有纹理的塑料薄膜，这只猫才有如此真实的“肌理感”。“民间艺术主要是从功能出发，而非效果，结果往往歪打正着，让专业人士彻底无语，反过来去学习。”张强若有所悟地点点头。 

　　“完全是一拳打晕学院派，乱拳打死老师傅！”刘景活感叹，大学雕塑要学5年，大二才开始学胸像。这位老妇竟用简单加勤奋的笨拙方式，解决了大部分的理论问题，“我被彻底打晕了。” 

　　花开之后是花落？ 

　　当专家们把“后现代”、“田园派”、“超现实主义”这些词抛给邬良英时，她笑出一排泛黄错乱的牙齿。 

　　邬良英没有告诉别人，在门前小树上挂起错落有致的光盘，是因为太阳出来的时候，反射在上面的阳光会让院子变得好看。而这一举动被艺术家认为，具有“后现代艺术气质”的标志之一。 

　　艺术家也没有告诉邬良英，展览之所以叫《花开花落》是因为她的故事与2009年法国影片《花落花开》极其相似。故事中，笨拙邋遢的中年女清洁工萨贺芬和她一样热爱艺术。她将所有的钱都花在画材上，她的灵感来自上天，颜料来自大自然，画布只是木板而已。她靠信仰而活，清贫一生，死后，她的画被世界知名馆廊与美术馆竞相珍藏。而邬良英，可能没有这样好的“运气”。 

　　看完场地，邬良英突然发现，挂在门外的海报“有问题”，“应该是‘花落花开’啊？怎么写成‘花开花落’？我不要‘落’，我要‘开’！”她固执地要求主办方，“这名字一定得换。” 

　　她开始打算进一步的未来：如果他们瞧得起，给我开点工资，我还是愿意留下来工作；她屡次告诉主办方，在外地打工的儿子如何艰难，示意能否解决一下工作。 

　　而对方还真没想到这么远，“留下来？不太可能，我想，还是放生吧，让她处于饥饿状态可能要好些。”事实上，刘景活也并不清楚，邬良英的未来在何处。他告诉邬良英，“儿子要自力更生，我们只是帮你圆梦而已。” 

　　没有人说得清楚，邬良英的命运是否会因为一场展览而改变，也没有人知道，那些想象丰富，造型生动，但仍旧粗粝，甚至俗气的雕塑能否转换成资金，供邬家多买几袋大米。 

　　面对镜头与采访本，邬良英一再表示，“只要脑不瘫，心不瘫，我就要雕到底！”她偷偷告诉记者，现在，老头子看到这么多媒体采访她，也要学画画了，“但他静不下来。” 

　　走出门口，邬良英心情大好地望向天空，“这次回去，我还要雕一个小孩子牵头大牛在田地里奔跑的样子。让那些打工的回来，照在手机里，拿到城里慢慢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