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美丽非遗迎新春·欢欢喜喜过大年”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春节年俗活动中，20余项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进行了现场展演、展示。

吕蓁立是红高粱之乡山东高密扑灰年画项目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只见他先用炭条在宣纸上勾勒出图案轮廓，再轻轻地以纸涂抹，一张构图便拓扑出十几张底样。“一幅画稿最多可以扑出50张图，‘扑灰’就是这样得名。起稿后，还要勾边、涂色、粉脸、敷彩……经过数道工序，一张扑灰年画才创作出来。”吕蓁立边演示边介绍，“因为整套创作工序都有‘抹’的味道，‘扑灰’在民间又叫‘抹画子’。”

高密扑灰年画于明成化年间诞生于高密北乡姜庄、夏庄一带。据吕蓁立介绍，为适应春节期间“请财神”“供灶王”的民俗，扑灰年画早期内容以灶王、财神观音图像居多。到明朝中后期，又出现了以墨屏花卉为代表的新题材，清中叶以后，为满足市场需求进行批量生产，还出现了行货、细活、精品三类不同的高密扑灰年画作品。

“行货就是大众年画，在内容、样式确定的前提下，由多人分工进行集体、批量生产。与细活、精品相比，行货因为分工明确，加快了制作流程，但对于扑灰年画的创新、发展并无益处。”吕蓁立说。

但大量作画能手、画店及作坊的出现仍旧促进了扑灰年画的发展。清末，扑灰年画不仅畅销高密一带，还远销江苏、内蒙古、东三省，并发展出了“老抹画”和“红货”两个主要流派。“‘老抹画’仍然继承了传统画法，以画墨屏为主，画风典雅，而扑灰‘红货’则大胆借鉴了天津杨柳青年画和潍县年画中运用色彩的方法，向大红大绿靠拢，产出的作品艳丽红火、对比强烈。”吕蓁立介绍，流派的发展带动了扑灰年画题材的拓展，山川流水、神话故事、戏曲人物等皆可入画，像“姑嫂闲话”“八仙庆寿”“牛郎织女”等都曾是扑灰年画的典型代表，只要象征人们吉祥喜庆、和睦幸福的作品均能畅销。

后来，石印的兴盛促使上海、天津等地成为年画重镇，扑灰年画逐渐走向沉寂。“文革”中，以“扑灰”反映年俗的技艺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以往，画‘家堂’是扑灰年画的‘绝活儿’，一幅‘家堂’不仅代表了人们祭祀祖先的愿望，更囊括了琴棋书画、山水人物等不同的画法。但画‘家堂’的手艺由于历史或人为的原因逐渐遗失。”吕蓁立说。

作为高密扑灰年画第五代传人吕清溪的儿子，吕蓁立自幼学画，带着挖掘传统的责任，多年来，他在老艺人传授的传统技法基础上，对扑灰年画进行了大胆改革。“扑灰年画和高密一带的年俗关系密切，题材的选用要结合民俗元素，改革需循序渐进。但技法上有很大的变化余地。”吕蓁立介绍，目前他创作的扑灰年画，在用矿物颜料增加色泽感和视觉冲击的同时，还在线条上增加了工笔处理，除大轮廓保留写意手法外，细部用工笔勾制，个别部位还以描金增加了富丽堂皇之感。

“技术改进可以促进扑灰年画的发展进步，但作为一项与民俗相关的技艺，一些习俗的改易使该项目发展受到制约。”吕蓁立坦言，随着楼房越建越高、装修越来越现代，在家里挂轴子、挂年画的风俗逐渐遗失，此种情况下扑灰年画的出路多在民间收藏。

对于市场上一些简单复制、打着扑灰年画招牌的印刷品，吕蓁立十分忧心：“一张简单的扑灰年画需两天完成，一幅长卷动辄要画半年，制作过程耗时耗工。但若为实现短平快的经济效益而抛弃传统技法，无异于舍本逐末。”在吕蓁立看来，高密扑灰年画的未来发展还需朝精品努力，只有掌握手艺的人踏实求索，这门技艺才断不了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