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中国篆刻文献集成》出版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会上发布了《中国篆刻文献集成》及《中国艺术文献集成》出版项目的相关成果，来自高校、图书馆、出版系统的20余位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研讨。对篆刻、古文字学与艺术史研究而言，这类大型文献整理项目的推进，往往意味着此后若干年基础资料的可及程度。

三卷规划：从20种到约250种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中国篆刻文献集成》主编徐兴无介绍，编纂团队既有篆刻艺术家，也有来自高校的古文字学、文献学学者及图书馆专家，实现了跨学科协作与资源共享。作为大型艺术类古籍出版项目《中国艺术文献集成》的阶段性成果，《中国篆刻文献集成》正编分为《印史卷》《印论卷》《古玺印卷》。

此次出版的《印史卷》收录文献20种，共8册。第二批成果《印论卷》已获得2026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预计收录文献80种，将于2027年初面世；《古玺印卷》的调查工作尚在分批进行，预计收录文献150种。三卷相加，预估收录文献250种，成书100册左右。从已出的8册到规划中的百册，进度安排本身显示出这项工作的分量：文献调查、版本比勘与编次整理需要分批推进，而非一次性成书。

第三次集成，规模远超前人

徐兴无指出，这次集成是继清道光年间顾湘辑《篆学琐著》三十种和20世纪20年代吴隐辑《遁庵印学丛书》十七种以来，第三次篆刻文献集成，规模远超前人，代表着21世纪的文献集成水平。把两个前代节点并列，实际上给出了篆刻文献整理的一条简明谱系：从清代私人的丛辑，到20世纪印学团体的汇编，再到当代由高校、图书馆、出版机构与艺术家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编纂主体、文献规模与协作方式都发生了变化。

其出版意义被概括为两层：一是为艺术史、古文字学、史学等领域提供富有特色的文献资源；二是有助于确立从"中国篆刻文献"到"中国艺术文献"概念的主体性，为建立中国特色的艺术学、文献学话语体系提供实践经验与优质学术资源。前一层关乎资料供给，后一层关乎学科框架——当一个门类的文献被系统编次、可整体检索与引用时，它才更可能从赏玩与技艺层面的知识，转为可被学术共同体反复讨论的对象。

对创作与研究的双向意义

对篆刻创作者来说，印史、印论与古玺印三类文献的分卷结构，也提供了一张较为清晰的资源地图：印史关乎制度与流变，印论关乎观念与批评，古玺印则关乎实物与文字形制。三者并置，可避免把"传统"简化为若干可临摹的印式。对研究者来说，跨学科团队的价值在于把版本、著录、文字释读与艺术史阐释放在同一套编例之下处理，减少此前散见材料彼此难以对应的问题。项目尚未完成，《古玺印卷》的调查仍在分批进行，后续各卷的实际收录与编次，仍值得持续关注。

本文基于中国文艺网转载《光明日报》（2026年10月11日04版）公开报道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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